《周易》的话语思想

  池昌海在《浙江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，《周易》是一部内容丰富、思想深刻的哲学文献，其中也包含了不少话语行为方面的重要论述。相关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在言语与效果的关系上，认为话语修辞是建立诚信等良好品德的重要手段，是君子实现功业的重要因素，肯定了《易》“辞文”而“旨远”的特点，同时，也看到了言语行为有“不尽意”的局限；在话语与语境的关系上，认为话语行为与社会状态紧密相关，不过也要注意话语的时机，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；最后，强调了话语行为要言而有物、有信，认为话语形式与言者的品德有密切关联，批评了“不仁”而“佞”的现象。这些都充实了儒家话语思想中诚信、仁义等的内涵。

  新文化运动中舆论领袖引领方向的启示

  杨卓、张树武在《东北师大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，在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形成过程中，舆论领袖起着关键作用。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战线与文学战线展开，舆论领袖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及其与社会进步的密切关联，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推动了爱国救亡运动。由于新文化运动中舆论领袖们独特地位的确立，使得其新思想、新文化、新知识被广泛认同与接受，其启蒙作用远远地超出以往历史时期。舆论领袖在引导舆论过程中的积极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，尤其是开辟舆论阵地、把握舆论方向、组织舆论队伍、维护舆论成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至今仍具有深远意义。

  花部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

  ——中国古代戏曲传播史论之二

  赵兴勤在《东南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，花部的兴盛代表着“终以昆腔为正音”的精英文化的式微，而“桑间濮上”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。这一情况表明，不可抗拒的大众化浪潮，也已席卷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耳目视听。而扬州，作为花部兴盛这一艺术史现象的地理起点，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架设起了最适宜的温床。与上层统治者之间暧昧的关系、仕与商的积极运作、繁荣的商品经济、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以及市民观感上的崇尚新奇刺激，迎合了花部的生长规律。多种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合力催生了花部的全面繁盛。乾隆以降，案头的戏剧逐渐呈现出为场上的戏曲所替代的趋势，一个新的艺术生命在民间的滋养与哺育下绽出了蓓蕾。

  近代小说面临转折的八年

  陈大康在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，光绪二十八年间，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，社会的急剧动荡直接导致了读者阅读需求、作者创作宗旨与内容的变化，创作观念与理论也随之而变。这期间，翻译小说的崛起给上述变化增添了有别于传统意味的新色彩，此时因清政府已无力对意识形态作严密监控，小说发展获得了较前更宽松的环境，已率先完成改造的出版业对上述变化发挥了放大效应。制约小说发展的系统的原有平衡被打破并重新构建新的平衡，小说已走近从能量的大量积蓄到释放的转折点，在临近转折的最后八年里，小说发展与政治进程两条线索进行渐远，最后出现了名为“小说界革命”的交叉点。

  （张书慧 辑）